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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的灵魂是自由-----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刍议

发布时间:2012/6/5 来源:本站原创 字体大小:

    首先,要区分两个基本概念:学习科学和科学研究。
    所谓学习科学,就是指别人已经研究出了正确的科学原理,有了被证明是成功的技术应用,我们学习人家的这些科学技术成果的行为;那种在已有的科技成果基础上,进行的改进和完善工作,也属于学习科学的范畴。我国现代的一些重大科技成就,如“两弹一星”等,均属于学习科学的范畴:我国是在美国搞出原子弹(1945年)之后19年才试爆原子弹的(1964年),是在德国人搞出导弹(1942年)之后18年才搞出自己的第一枚弹道导弹的(1960年),是在苏联人加加林绕地球飞行(1961年)42年之后才实现载人航天飞行的(2003年)。笔者不是想贬低这些科技成就的重大意义,毕竟这些科技成果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,为了人民的尊严和幸福,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笔者只想实事求是地说,这些成就在本质上是一种学习行为,是对别人已有成果的学习、模仿和完善,而不是自己的创造。而且,我们花在学习上的时间,远远超过别人创造这些成果的时间,德国人用3年时间就造出了导弹,美国人用3年的时间就造出了原子弹,苏联人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载人航天飞行。
    何谓科学研究?就是对未知领域的追问和探索,就是凭借自己的思想能力,发现别人没有发现过的原理,发明出世界上不曾有过的人工设备。比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,爱因斯坦的相对论,瓦特发明蒸汽机,卡尔•本茨发明汽车,莱特兄弟发明固定翼飞机,西科斯基发明旋转翼直升机,贝尔发明电话,爱迪生发明电灯等等。在某种程度上,科学研究等同于科学创新,没有创新的科学认识活动仅仅只能是学习科学,算不上是科学研究。
    但现在,中国普遍存在着偷换科学创新概念的现象。比如前几天,在央视新闻中看到介绍湖南三一重工的一项科技创新:高扬程消防喷水车,说是日本在处理福岛核电站事故时,曾专门向中国定购了这种车辆,因为世界上只有三一重工才能生产出这么高扬程的消防喷水车,新闻中将这种产品称为科技创新产品。笔者想指出的是,这种产品确实是一种别人没有的新产品,也可以说是一种技术创新,要实现这么高的扬程,确实要解决很多技术问题,但是,它算不上是一种科学创新,因为消防喷水车早就有,扬程也达到了160米,三一重工不过是在原来的水平上提高到632米扬程而已,本质上也只是对已有的科技成果的学习和改进而已,如果把这种东西当作科技创新,无异于以猫当虎。
   “照你这说法,中国就没有科学研究,没有科学创新了?”有朋友这样问。
    是的!没有!所以我们才要进行科研体制的改革。

2

    从上述两个概念引出下面两个概念:强制和自由。
    学习科学是需要强制的,中国本来没有西方那样的科学技术,中国人就不是那样思考问题的。所以,在很长一段时期内,对西方人的科学研究持漠不关心的态度,有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。十八世纪时,德国大哲学家、科学家莱布尼茨曾分别给俄国的彼得大帝和中国的康熙大帝写信,建议他们分别在自己的国家内建立科学院,同时,还向他们各赠送了一台自己发明的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。结果是,彼得大帝接受了他的建议,建立了俄国科学院,并将其计算机介绍给了俄国科学家们使用;而被中国传统史家称为圣武英明的康熙大帝对这一切保持沉默,莱布尼茨的建议石沉大海,未在这个古老的国家激起一丝波澜。如果不是后来西方携其坚船利炮揍了中国人,而且连揍多次,揍得国家几乎国将不国的地步,中国人是不会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的,依然当作可笑的奇技淫巧加以排斥。也就是说,从总的历史大背景看,中国人是在外力的强制下接受西方科技的,这种局面至今依然没有改变,如果我们没有和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科学技术,就会再次落后,再次挨打,这种强制性的外部环境始终没有改变。
    从人类认识活动的特点来看,学习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强制的过程,所谓学习,就是强制自己学习别人的思维方式、强制自己掌握自己不会的知识和技能的过程。没有一种学习不是被迫的,所以在本质上,学习是一种被动的思维形式。
    由于对中国人来讲,科学技术是一种外来的、自己不曾有过的东西,所以,学习科学是必然的选择,由此而发展出的强制性的科技体制也就是有效果的正确选择。
    再说自由,本文所说的自由,首先是指发自内心深处主动去思考问题的意愿,而且为了这种意愿,去克服一切外在和内在条件的限制;其次是指人类摆脱大自然束缚、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。比如牛顿、莱布尼茨、笛卡乐、爱因斯坦、比尔•盖茨等,他们搞科学研究,不是出于外界的强迫和压力,也不是在父母和老师的强制下被动地去接受别人的思维模式。相反,他们是出自自己天生的兴趣和意愿,去探索未知世界的,为了实现这种意愿,他们有时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。比如布鲁诺,没人强迫他去说地球绕着太阳转,相反,反而有人(教会)强迫他去说太阳绕着地球转,可他偏不说,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看法,直至被火刑烧死。科学研究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的认识活动,只有在发自内心的兴趣和愿望驱动下,才能做出真正有价值的科学创新。强制可以实现学习科学的目的,但永远不能逼出科学研究的能力。学习科学的能力可能每个人都有,但研究科学的能力不是每个人都有的,人类全部科学史都证明,只有少数天才才具有科学创造的能力,也就是说,只有少数人的灵魂中才有科学研究的自由天性。

3

    中国人有没有科学研究的能力?
    当然有,虽然比较稀缺,但还是有的。在西方国家,有科研能力的人也是少数,假如只占人口总数的1%;中国可能只有0.01%,虽然很少,但也还是有的,犯不上绝望(这个比例数据是笔者虚构的,只是为了说明问题的比喻,没有经过实证调查)。比如中国古代,也有沈括、宋应星、李时珍这样的科学家,他们也是出于自己天然的兴趣从事科学活动的,没人强迫他们干那些事,相反,为了从事自己的科学活动,他们放弃了在主流文化中的利益,如高官厚禄、科场声名等。
    现代就更多了,一方面,强制性的科学研究体制已经将科学的基本知识普及给了全国人民,在知识上,没有对现代科学的陌生感了,中国人已经有了一个可以进行自由科学研究的知识平台,这一点比古代强多了。另一方面,人口基数扩大,假设对科学有先天的兴趣、且有研究才能的人很少,只占全体中国人的0.01%,那么,在一亿总人口里,就有十万有科研潜力的人,如今十多亿人口,就应该有一百多万有科研潜力的人,这个人口基数已经够了。
    在现实生活中,我们也经常遇到那些真正发自内心去搞科学研究的人,这些人中有体制内的专业的学者,比如一位搞坦克研究的张声涛教授;也有很多民间学者,比如那位造潜艇的武汉农民李玉明。在社会科学领域里,也有很多这样的人物,本刊本期的两位重要作者璩效武先生和诸葛森先生就是。但是,由于主流体制的原因,他们自由意愿都没有得到实现。张声涛教授的设想得不到有关方面的支持,就自己搞实验室,但发展不出实际的型号;那位造潜艇的农民得到的是普遍的讥笑;璩效武先生和诸葛森先生在主流学术界中,如同莱布尼茨遭遇康熙皇帝一样,受到死一般的冷漠。
    这就是我国的现状,所以才需要改革! (文/李寻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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